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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主办:
  • 华东政法大学
    国际刊号:
  • 1008-4622
    国内刊号:
  • 31-2005/D
    地址:
  • 上海市万航渡路1575号六三楼203室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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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导引
专题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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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案论法
专题导引
专题研讨
  • 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的教义学分析
  • 陈兴良
  • 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然而,该案一审判决被媒体披露以后,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该案的教义学分析涉及枪支认定标准、目的性限缩解释和责任排除事由等问题,“依法入罪,以理出罪”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只有通过出罪事由的正确适用,才能使定罪量刑的结论具有合理性,并获得公众认同。
  • 2017 Vol.(6):6-15[摘要](61)[PDF](119)
  • 法条主义与刑法解释中的实质判断——以赵春华持枪案为例的分析
  • 劳东燕
  • 天津赵春华案的判决凸显的是对刑法条文的形式理解与实质判断之间的紧张,仅在量刑阶段进行实质考量的做法并不合理。就赵春华案及类似案件而言,现有的四种去罪化的解决方案均存在不足之处。立足于解释论,通过对非法持有枪支罪中枪支、持有与抽象危险的要素做限制性解释,是更为理想的解决路径。对涉枪罪名中的枪支概念宜做不同于行政法上的枪支的理解,这在法教义学上存在充分的理由与根据;同时,基于持有型犯罪的特殊性,对持有与抽象危险这两个要素均应做严格的限定。赵春华案所折射的法条主义现象,其方法论上的缺陷在于,对理解与适用相关的罪刑规范时置实质的价值判断于不顾。要走出法条主义的困境,司法者应当注重发挥刑法解释的功能,对实质的价值判断保持必要的敏感,同时掌握与学会运用各种解释技术,尤其是目的解释与体系解释的方法。
  • 2017 Vol.(6):16-34[摘要](41)[PDF](38)
  • 非法持有枪支罪的构成要件
  • 车 浩
  • 非法持有枪支罪以往未得到刑法理论的充分重视。赵春华案之后,非法持有枪支罪的构成要件的研究具有了实际的紧迫性。第一,应当区分非法持有枪支罪的“持有”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持有”,枪支不是一次性消耗品,持枪自娱与持枪犯罪之间不存在互斥关系,不同的用途可以并存。即使能够证明持枪目的是为了摆摊游戏,也不能排除将枪支用于实施未然之罪的可能性。第二,应当区分持枪与开枪,不能把开枪后能否致人重伤或死亡,作为认定“枪支”的决定性因素。即使客观致伤力相对低微,只要所持枪形物的外部形象足以让公众产生危惧感,就可以认定为“枪支”。第三,应当区分“违反枪支管理法规”与“非法”,后者不是前者的同义反复,而应理解为整个法秩序。作为国民文娱生活传统一部分的射击游戏,即使违反了具体的实定法规定,也应当在整体性的法秩序评价中被正当化。第四,应当区分对枪支的认识错误与对持枪是否违法的认识错误,前者是构成要件错误,可以排除故意;后者是违法性认识错误,可以减免责任。
  • 2017 Vol.(6):35-48[摘要](43)[PDF](42)
  • 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的故意及错误——以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为例
  • 江 溯
  • 在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中,二审法院与辩护律师的争议之一在于赵春华是否具备犯罪故意。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一个实质的犯罪故意概念,该犯罪故意不仅包含构成要件故意,而且包含罪责故意与不法意识(社会危害性认识)。认定赵春华具备非法持有枪支的故意,首先必须证明其对于“枪支”这一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具备完全的意义认识,但从本案的案情来看,根据“外行人领域的平行评价标准”,赵春华缺乏这一意义认识,因此成立构成要件错误,从而排除故意;其次必须证明其对于“违反枪支管理规定”这一空白构成要件要素存在明知,但从案情来看,这一明知也无法成立。即使认定赵春华对于“违反枪支管理规定”存在明知,其也可以援引不可避免的禁止错误为其出罪。
  • 2017 Vol.(6):49-56[摘要](34)[PDF](37)
法学论坛
  • 转型社会的司法功能建构——从卡理斯玛权威到法理型权威
  • 陈洪杰
  • 自“革命”以降的民主政治实践,既要绝对保证“党的领导”不动摇,又要以群众自愿跟从的“民主”方式来保有“领导权”,最为可行的策略就是诉诸卡理斯玛式的政治权威。然而,当卡理斯玛权威经历复杂的“祛魅”之后,那种意识形态化的信仰机制愈发难以为继。对此,执政党的理性选择是调用国家政治机器的法理型资源,以具有“普适性”的法律来建构社会信任。但是,政治支配的合法性基础必须在“政治性、程序性、职责性”的权力交往结构中合理预设来自法律的“忠诚反对”,将政治权力交往内化为法律沟通的理性结构。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司法也面临着权威机制转型与信任机制重构的艰巨挑战。
  • 2017 Vol.(6):57-71[摘要](13)[PDF](20)
  • 法律行为无效原因之规范适用
  • 李永军
  • 我国《民法总则》第146条、第153条和第154条分别规定了虚假意思表示、违背公序良俗和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法律行为无效,导致这三种无效原因的关系出现混乱。实际上,虚假意思表示与恶意串通之情形应包含于“违背善良风俗”之范畴内。从比较法上看,也无法找到单列恶意串通为法律行为无效原因之做法。基于此,我国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上,应采用限缩原则解释“恶意串通”和“虚假意思表示”,扩大“善良风俗”之适用范围,使“违背公序良俗”成为认定虚假意思表示和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之“一般条款”。当三种无效原因“竞合”时,赋予当事人选择权。同时,该三条规范与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 条及第6 条之规定出现法条竞合时,也应做技术性处理。
  • 2017 Vol.(6):72-77[摘要](23)[PDF](19)
  • 论无权代理人的责任——对《民法总则》第171 条的一种解读
  • 王 浩
  • 从一般的合同法原理来看,让无权代理人向相对人承担履行责任之命题似难成立。但基于强化相对人保护之目的,让无权代理人承担履行责任不失为一种可选择的制度设计。若如是则在脱离一般原理的意义上,无权代理人的履行责任实属特别之规定。但不可忽视的是,对这种特殊规定的解释或设计仍应受到现行法上有关法律行为效果归属(归责)评价体系的约束。被如此解读或设计的无权代理人责任之规定,虽脱离了一般原理,但并未脱离现行法的评价体系。
  • 2017 Vol.(6):78-88[摘要](25)[PDF](23)
  • 证券交易所的会员管理行为及其救济途径
  • 张 红
  • 我国证券交易所实行会员制,只有会员才能进入交易所参与集中交易。对会员的管理属于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若会员对证券交易所的会员管理行为不服,应当寻求何种救济,尚存争议。结合法律形式要素、参与要素、自行负责以及固有事项等四个要素进行考量,证券交易所属于功能性自治行政体。在我国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二元分立体制之下,根据重要性理论,证券交易所取消会员资格引发的争议,应允许会员提起行政诉讼;对于一般的会员管理行为引发的争议,应当提起民事诉讼。
  • 2017 Vol.(6):89-97[摘要](20)[PDF](14)
  • 以基金会为主导模式的慈善组织法律架构
  • 谢 锟
  • 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发展最重要的载体,我国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对慈善组织合理架构产生了强烈的内在需求。2016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历时十余年正式出台,新法对慈善组织的认定以及新设作出了统一指引,为下一步慈善组织的合理架构做了重要铺垫。2017年3月1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一改原有的法人分类,将法人分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以及特别法人,也旨在加强对包括慈善组织在内的社会组织的引导和规范。然而,慈善组织法律架构错综复杂局面很难在短期内改变。确立一个主导型的慈善组织类型,并以此为基点构建我国慈善组织的新格局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一个路径。基于我国慈善组织的法律传统与现实、重要性及制度,基金会可以成为主导型慈善组织模式,其价值导向对新法之下慈善法律新秩序的建立和社会组织功能的发挥具有现实意义。
  • 2017 Vol.(6):98-106[摘要](17)[PDF](14)
  •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量刑标准再析
  • 刘宪权 房慧颖
  • 公民个人信息包括身份识别信息和特定自然人的活动情况信息。公民个人信息必须与特定自然人相关联,主体不限于中国公民,但不包括单位。公民个人信息不包括依法公开的个人信息。本罪中“国家有关规定”的范围将部门规章纳入其中,但应该排除地方性法规等非国家层面和国家层面部门规章之外的其他部门规范性文件等规定。“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可以分为“一对一”和“一对多”两种方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中的“非法”与“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应作同样理解。确立“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和涉案公民信息的计算规则对于本罪的定罪量刑至关重要。提供者单方明知使用者实施犯罪仍为其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应以本罪论处;提供者与获得并利用信息者双方有通谋时,提供者构成本罪与获得并利用信息者实施犯罪共犯的想象竞合犯。
  • 2017 Vol.(6):107-115[摘要](20)[PDF](25)
域外法苑
  • 匈牙利议会选举法变革的分析与展望
  • 安德拉士·鲍吉 苏萨娜·费也士著 管建强 译
  • 2010年至2015年期间, 匈牙利政府在议会享有三分之二(符合宪法的)多数席位。这方便了政府制定新宪法、重组公共领域和改写大部分的法律制度。具有相当实质性变化的领域是选举法。新元素尤其表现在减少议会席位,从386名降至199名;重组个人选区和选举官僚机构、扩展选举权至海外公民,或给予少数民族在特许条件下获得议会席位的机会。这些变化受到来自匈牙利国内以及国外的强烈批评。根据2014 年大选(即新法实施以后的第一次选举)的经验分析,新法律在创建独立的选举基金机构、创新投票方式等方面具有进步性,但同时也带来了选民个人信息泄漏风险增加等问题。
  • 2017 Vol.(6):116-134[摘要](12)[PDF](10)
  • 《狄奥多西法典》:技术要素与政治意义
  • 黄美玲
  • 《狄奥多西法典》是罗马法史上的第一部官方法典,是西方法律编纂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西方法律史从此进入法典时代。狄奥多西二世皇帝进行法典编纂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应对当时法律渊源混乱冗杂的情况,为裁判官提供简便的裁判规范索引。该法典并没有实质性地创制法律,仅仅是收集、筛选和整理了君士坦丁皇帝以来的谕令,并以主题与时序叠加的顺序进行排列,同时追求规范、简集、筛选和整理了君士坦丁皇帝以来的谕令,并以主题与时序叠加的顺序进行排列,同时追求规范、简批复等法源形式,且多处禁止法学家对法律进行解释,体现了立法者希望通过法典编纂维护政权统治的意图。该法典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司法混乱的状况,以法典的形式将公法、私法的所有规范以一定的逻辑体系编排在一起,是古罗马后古典时期立法作品的代表之作。
  • 2017 Vol.(6):135-148[摘要](13)[PDF](15)
学思论说
  • 《晋书• 刑法志》中的司法形式主义之辩
  • 周永坤
  • “守文”的形式主义司法在秦汉时期已经基本站稳脚跟。但由于东汉末年的动乱,追求巩固统治的短视冲动诱使统治者逐渐背离了这一司法传统而转向实质主义司法,结果引发了严重的法律危机。魏晋之际,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实质主义,证成形式主义司法,这便是发生在魏晋之际的司法哲理之辩。论辩双方就形式主义的“守文”裁判与实质主义的“至善”裁判在方方面面进行了论辩,最终确立了司法者“守文”、疑难案件大臣释法、皇帝法外权衡这一中国古代司法形式主义的基本模式,这对唐以后直至清末的立法、司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但是由于缺乏主体间性的规范支撑、宪政制度支撑和人的尊严的价值支撑,这个司法形式主义是很脆弱的,实践中的卡迪司法始终如影随形。
  • 2017 Vol.(6):149-155[摘要](12)[PDF](17)
  • 论法律的实际作者
  • 周 赟
  • 立法者及其意图在法律实施过程中是否发挥着以及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用法者在法律生成的过程中又是否扮演着以及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从法律的作者这一角度看,不仅仅立法者,用法者也实际上参与着法律的最终生成。因此,无论在法律实施还是法律生成的过程中,立法者与用法者实际上都是一种合作关系,也正是这种合作关系决定了他们都必得保持谦抑、克制。
  • 2017 Vol.(6):156-165[摘要](17)[PDF](24)
评案论法
  • 《劳动合同法》第4 条“平等协商确定”的再解读——基于劳动规章制度的中德比较
  • 朱 军
  • 德国立法者历经一个世纪,将个体自治下“资方单独制定”的劳动规则打造为集体自治下“劳资共同制定”的企业职能部门协议。与德国法相同,我国劳动规章制度的立法沿革亦呈现了由个体自治向集体自治发展的轨迹。现阶段,《劳动合同法》第4 条虽将规章制度定位为个体自治层面调整劳动条件的制度,但“平等协商确定”又体现出规章制度向集体自治层面调整机制发展的可能。此“模棱两可”的立法引发了“资方单决”还是“劳资共决”的无尽纷争。为此,我国立法者将来应借鉴德国成熟的立法经验,在严格区分个体自治和集体自治这两种劳动条件调整机制的基础上,选定集体自治立法模式,围绕制定程序、调整内容和法律效力,对规章制度进行严格缜密的制度设计,方能使其在集体自治层面切实平衡劳资利益,既可便于资方借助劳方集体同意取代个别同意来统一制定变更劳动条件,也可确保劳方通过集体自治重建平等地位来有效防御资方单独制定规章制度的侵害。
  • 2017 Vol.(6):166-178[摘要](178)[PDF](18)
  • 审级模式视角下的二审攻击防御方法失权
  • 李 凌
  • 民事诉讼中攻击防御方法的失权关系到实体真实与程序效率之间的冲突与平衡,其贯穿了诉讼程序的各个阶段。我国立法通过举证时限制度对一审和二审进行了笼统的规制,不仅遗漏了主张层面的攻击防御方法,更忽视了不同审级中失权效果的区别。从审级视角出发,在不同的上诉审理模式下,二审攻击防御方法失权的严格程度互有差异。二审攻击防御方法的失权不仅是诉讼促进义务的要求,更与一审程序的充实程度息息相关。我国立法应当以一审与二审之间的关系为基础,从制度体系以及配套规则方面优化对二审攻击防御方法失权的规制。
  • 2017 Vol.(6):179-189[摘要](18)[PDF](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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